4月4日晚，成龙连发4条微博，表示正在考虑把他20年前收藏的10间古建筑中的4间捐赠给一所新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更声称“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6栋也捐给他们”。消息一出，网友议论纷纷(据4月8日《羊城晚报》)。

        成龙捐赠古建筑出国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法律规定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这一事件又给我国的文物保护立法与执法工作带来哪些启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

        古建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据成龙的微博发言，10间古建筑原本是他20多年前买给父母的礼物。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古建筑，成龙曾向香港特区政府争取拨地兴建展览馆，但一直没有下文，而新加坡方面在该国科技设计大学找到一块地用于重建这些古建筑，“这令我(成龙)非常感动，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6栋也捐给他们。”对此多数网友认为，离开故土，灿烂的中国建筑文化必将褪色，反对古建筑“背井离乡”。

       “应该说，将中国古建筑留在国内的呼声，反映了民众正常的民族感情。”尹田认为，虽然成龙一开始是想将文物保存在香港，在遇到实际操作困难后才考虑将其捐献给新加坡方面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古建筑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价值会越来越大。

         新加坡方面愿意积极提供场地等条件将这批古建筑复原，这对于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中国灿烂的文化固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应该看到，新加坡虽然也存在华人社会，但毕竟属于国外。“如果我们在感情上支持新加坡保存和展览，那么法国、美国等其他国家同样具有较好的文物保护条件，如果一味强调‘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瑰宝应该让海外更多人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认同了传统文化遗产的外流，这对我们的民族感情显然是一种伤害。”尹田说。

        古建筑能否出国，关键看合同是否有效

        成龙表示将捐赠古建筑，这一意愿能否顺利实施?对此尹田认为，这批古建筑的流转，涉及两个合同:一个是成龙当初的购买合同，一个是他可能与新加坡方面达成的捐赠合同。“这两个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捐赠意愿能否实施的关键。”

        据报道，由于成龙买下古建筑的时间早在20年前，这些古建筑购自何处何人、为什么能随意拆散等细节，外界并不知晓。 (下转第二版)

        据报道，安徽省文物局方面日前表示，根据成龙官网目前透露的信息，无法确定他所说的“古建筑”来自何地以及是否属于文物。而成龙通过经纪人回应网友关注时表示，不会做犯法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民族的事。

        “这批古建筑是否属于文物?是否被限制或者禁止流通?要依照买卖当时国内的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来认定。”尹田介绍，1982年11月1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可见即使属于私人所有的古建筑，进行交易、运输等时也应受到一定限制。该法在1991年、2002年、2007年经过三次修订，相关文物保护的规定越来越严密。

        尹田认为，成龙20多年前将这批古建筑购买并拆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存，如果根据交易当时的文物保护法及有关行政法规，这批古建筑是禁止被买卖和运送的，那么该买卖合同无效，成龙不享有这批古建筑的所有权，当然也就无权将其捐献;相反，如果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此买卖合同当视为合法有效。至于可能发生的捐赠行为，这要依照目前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认定，特别是在古建筑运往国外的过程中，有关方面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核这批古建筑运送出国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这一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捐赠行为有效并得以实施，有关方面不得禁止。

        “在考察行为的合法性时，我们不能因为感情因素而有损执法的公正和客观性。”尹田表示。

        “捐赠古建筑出国”，文保工作该得到些什么启示

        “成龙欲将中国古建筑捐赠新加坡”，尚未实施就引起广大网友如此关注。这一事件如何收尾，目前尚不可知，但我国的民众、文物保护立法和执法部门应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存有正当的爱国情感固然可贵，但在判断一个具体行为是否合法的时候，还是要冷静地用法律眼光去看。”尹田认为，“即使因为我国过去或者现在的立法存在漏洞，导致古建筑可能流失，在有关立法机关作出明确的、更为详尽科学的规定之前，依然要严格依法办事。”

        “这次事件还提醒我们，要尽快完善文物保护立法，尤其是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尹田认为，客观地说，成龙具有保护文物并让其被更多人欣赏的初衷，如果国内能够提供良好的保护和展览场地，这一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古建筑、古文物尚未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的情况目前依然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在文物保护立法和执法方面，我们应当做得更好。”尹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