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古籍中，“秦砖汉瓦”无疑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很多人将其看作文物的代名词。秦汉时期的砖瓦中，瓦当因其内容种类的丰富最引人注目，自古便是士人所重的珍宝，一旦得到，“独珍秘之，不轻视人”（清·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往事越千年，秦汉建筑虽已不存，但遗存的瓦当却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从秦人早期发迹的雍城到完成天下一统的咸阳，再发展至中华民族兴盛时期所在的汉代长安，瓦当向今人传递着不同时期的文化风貌，透过它们，恢弘壮丽的宫殿建筑如在眼前。 

秦雍城时期的瓦当：游牧状态的自然描摹 

雍城是秦作为诸侯国时期的都城，从始建的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都，秦人在此完成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又开始向封建社会迈进，为后来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郊，这里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时期的瓦当，内容多以表现自然界动植物与原始狩猎活动为主，有动物、植物、人类活动、抽象纹样四大类：动物纹主要有虎、豹、鹿、蛇、獾、雁、犬、蟾蜍、夔凤等内容，植物纹主要有树、树枝、树叶、莲花等内容，人类活动主要以反映狩猎场景的内容为主，抽象纹样主要由现实中事物（如太阳、云、渔网等）的变异而形成。这些瓦当内容的出现与雍城当时所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秦人在迁居雍城之前，尚未有长期定居之所，汧、平阳都是临时性都城。考古发掘显示，其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处于游牧状态。自雍城而始，秦人与内地文明交流日益密切，整体实力亦不断强大，开始了长期聚居的生活。这从考古发掘揭示的雍城规模即可看出。雍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长3200米，面积约1056万平方米，较之同时期周天子所在的洛邑面积还要大，呈现出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仍以游牧为主的特点。雍城瓦当中的自然界动植物形象便是其周边地理生态环境的生动写照，瓦当中对于狩猎活动的表现，更是当时秦人生活状态的写照。 

秦咸阳时期的瓦当：包罗万物的锦绣嘉域 

咸阳城核心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区及周边区域。据记载，咸阳城最鼎盛时期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渭河南北的广大区域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据《史记》记载：“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始皇按比例仿建六国宫殿于咸阳宫周围，取天下之精华于一处，咸阳城成为当时天下最为恢弘和壮丽的城市。 

咸阳城遗址出土的瓦当品类众多，尤其以纹样集合类瓦当独具代表性，具体有动物集合纹瓦当、动植物组合纹瓦当、复合式纹样等形式。在纹饰的具体勾画中，无论是哪种品类，都注重不同物种的汇集与组合。每件瓦当内分别填充有成对的动物、植物、抽象纹样等，最典型的是一种纹样大集合式的瓦当，一个瓦当中竟然云集了涡纹、方格纹、花瓣纹等八种不同纹样，在当面作充填式的表达，呈现出花团锦簇的效果。 

单体瓦当内容的极大丰富与当时咸阳的富庶繁荣密切相关。称雄天下的秦咸阳城内，按时人李斯所述，云集着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犀象之器、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郑卫之女、异国之乐等各地精华。瓦当内容“炫富”式的表达恰恰反映了此时秦人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咸阳时期瓦当中对自然界动植物突出特写（如雍城时期的单鹿、双獾等内容）基本消失，这恰恰反映出此时的秦人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到农耕的彻底改变、咸阳城及周边区域内人工建设活动加剧等现象。 

从人文角度来看，咸阳城所在区域正是周天子丰镐故邑，作为周礼制度的发源地，其文化积淀自不待言。由此，表现内容丰富的秦咸阳瓦当既表现出地域物产丰富的特点，更兼有周文化与秦文化的交融特质，极具文化包容性。 

汉长安时期的瓦当：万千闾阎的人文呈现 

秦代昙花一现，为后来的汉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文化基础。秦代统治者集天下之力经营的秦咸阳城为汉长安城建设提供了制度和技术方面的经验。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北郊，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经过五代君主的经营建设，至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以长安城为核心，周围离宫、苑囿云集的状况。与超大尺度规划的秦咸阳城相比，以龙首山原始地形为建设基础的汉长安城更注重礼制传统的表达和文化秩序的构建，繁盛时期的长安城，“街衢洞达，闾阎且千……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班固《西都赋》），比之咸阳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鉴于秦亡于奢的教训，汉代在建筑修饰上无秦的过分华丽，但宫殿数量并没有丝毫减少，汉长安城及周边广阔的上林苑中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宫殿，出土的瓦当数量极其可观，计有文字、图案、图文复合三类。文字类瓦当在中国历代瓦当中内容最为丰富，至今无出其右者。以文字内容区分，可分为地理标识类（宫殿、园林、祠墓等）、人文叙事类（庆典纪念、政治主张、军事行动等）、思想表达类（人生理想、祈祷祝福、现实愿望等）。图案类瓦当主要有四神类、动物类、涡纹类等，其中以四神类瓦当最具地理文化代表性。四神又称四灵，为中国古代方位之神，分别是青龙（东方）、白虎（西方）、朱雀（南方）、玄武（北方），在五行中，青色为木，主东方；白色为金，主西方；赤色为火，主南方；黑色为水，主北方。以色彩和动物形象标明方位的历史虽然远远早于汉，但将其融在瓦当中却始于汉代。动物类瓦当有玉兔、蟾蜍、大雁、凤等。图文复合类瓦当品种较多，以涡纹图案衬托、以文字专门标识地理建筑信息者最为典型，如亭、成山、貌宫、年宫、马氏殿当等内容。 

中国汉字在汉代基本定型，汉长安时期，文字占据瓦当内容绝对主体的现象本身也说明了文化发展的日趋成熟，人的社会活动交流愈加丰富，更注重自身情感的直接表达，而非单纯的图像表现。与秦相比，汉代在文化上不断完善且愈加自信，更注重以既定模式的文化思想来展示自己，具体映射到瓦当中就产生了众多文字表意的形式，如汉并天下、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等瓦当表现了大汉帝国的雄心壮志，长乐未央、永受嘉福等则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向往。 

秦汉瓦当是见证时代荣耀辉煌的直接载体，更是阶段时期文化状况的缩影。瓦当意象具有其自身演化规律，族群生存状况、城市地理环境与现实文化制度决定了其风格特点。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视角对秦汉三座都城瓦当的考察来看，其文化意趣的变化与升华反映了秦人迁徙图强的历程与汉人浪漫现实的交织，反映出中华民族精神初步形成时期的文化特质。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许志敏  崔凯  孟欣）